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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德源里长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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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2-22 15:37:11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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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帖最后由 宋金山 于 2019-2-22 15:36 编辑

我在德源里长大
    最近,网络上经常转发天津和平区的旧时照片,黄家花园,劝业场,五大道,特别是小白楼的逸闻趣事,历史沿革,勾起我莫名的惆怅和怀旧心绪。昨天“拼桌”小聚,又和小青扯起小时的情结。我今年迈入“70”台阶,小青属兔,小我两岁。屈指算来,从记事起,我两结识有65年之久。
    小青的记忆力比我强。2016年3月,他和金水陪我到乳山装修,两个人絮叨7天7个晚上,补充许多儿时记忆的空白和断档处。可惜我一直未能落在键盘上。年前我在金网上发帖【少儿时的乡恋】,颇得好评。正好续上德源里这段,形成少儿时比较全方位的记忆文字。今天时间不充裕,只好调出10几年前【戏风逗雪】的片断,借此怀念“德源里”,怀念那些左邻右舍,怀念那段时光。
   “德源里”在文革扫四旧中,改名“源茂里”。90年代拆迁,去掉前半截胡同。小青住在4号院,我家在3号院,至今旧模样还耸立在那里。【和平区考证】中,金水的论证里,这条胡同是中国铁路之父——詹天佑的旧宅。可惜没有列入历史保护文物,没能完整地保留下来。
    节录如下——
   

    我在德源里长大。
    这是极普通的天津小胡同。1—4号院都是二楼建筑,5号是一间平房。整个胡同二十来户人家。胡同口原有缝鞋匠老头叫王老四,文革前消失不见了。还有老孙家的铁匠铺。出胡同就是粮店,副食店,买东西方便。夏天最热闹,大娘大婶们都拿着蒲扇和小板凳出来乘凉,说古论今,谈天说地。那时哪家都没有秘密,家庭状况和大事小情,都在邻居们的眼皮底下和舌头尖上。男人们几乎没有走动和交流,吃完晚饭后都锁在自己家里。也许是政治因素,使男人们只知道上班挣工资,回家不管任何闲杂事。
    上小学前的事几乎记不得了。只记得妈妈每次开饭时,都在二楼窗口向整个胡同喊:“钉柱,钢柱,兴柱---”妈妈略带嘶哑,但十分亲切的山东胶东口音,一直喊到我上山下乡,才在耳边消失。
    记得小时侯玩耍内容十分丰富,女孩子踢毽子,跳房子,跳猴皮筋抓彩子,玩散棒。男孩子拍毛片,捉迷藏,摔泥罐,推铁环,逗老根、弹玻璃球。用冰棒捆成的手枪,射击用纸折叠的子弹。夏天粘蜻蜓和爬树逮知了。过春节抖闷葫芦儿。男孩子和女孩子们一起玩“踢罐电报”等各种各样的游戏。可惜,这些没有成本而又健心益智的游戏,都失传了。稍大时,主要玩扑克“大跃进”打六家。它风靡全市,老少都参加。在海河边,河东体育场有几处规模很大的阵地。从中涌现一批高手和知名人士。真正的高手记忆力和判断力极强,出牌过半时,几乎就知道谁手里还剩下什么牌。
    德源里有大小四十余个孩子,有十几个孩子赶上老三届。其中有我和弟弟金水,王俨、小青、德立、吉祥、伟彪、茂生、德民等。4号院的张萍和孟庆生,1号院的夏华昌,3号院的大俊属于当时的技校或中专。大一些的有孟庆兰、张小明、王丽娟、韩增祥、桑连城、夏华明等,他们已经步入社会参加工作。孩子们的故事我弟弟金田知道的很多,特意给我写了洋洋一百二十页。
    德源里比较有特点的家庭有七八家。
    3号院一楼的老朱家。朱大爷解放前就是厨师,生养了六个男孩和四个女孩。朱大娘喂了这个又喂那个。幸亏朱大哥到朱四哥陆续参加工作,朱家才缓过劲来。朱三姐和四姐大俊,夏天经常在过道里搭个木板床睡午觉,给小男孩们展示了少女的睡姿,有一种神秘感和温柔感。因家境困难,朱家每天都在吵架。朱大爷经常是气呼呼地扬长而去。但他的身体极好,一直活到八十多岁。
    5号院唯一的平房里,住着二嫂子一家,有四个孩子。印喜、小丫、小点子,还有一个想不起名字。二嫂子的丈夫姓李,是市级劳动模范。不苟言笑,既有工人当家作主的一面,又有大老粗的一面。二嫂子当了十几年的街道代表,是热心人。胡同里的事,象掏地沟,收垃圾费,街里搞什么活动,都是她拖着罗圈腿跑来跑去地张罗。五八年除四害,每家都敲盆敲罐,为的是不让麻雀着地。二嫂子也在胡同里整整跑了一天。文革刚开始,一家子就搬走了。接任的街代表胖大娘,住进那间只有七平米的小平房。
    4号院孟大娘与我家都是胶东半岛人,是老乡。孟大娘与我母亲感情最深,过往最密。孟大爷是胡同里唯一的领导干部,是市政协的一位处长。加上他浓重的山东口音,高大的身材,让全胡同的人都敬畏他。孟大娘六十年代末,染病卧床不起,痛苦至极竟用布腰带吊到门把上自尽了。那门把距地面只有六十公分高。孟大爷续弦离开了德源里。孟庆兰大姐还是和我母亲关系最好。一直延续到我母亲去世。
    4号楼上王大爷,是胡同里唯一的资本家。公私合营后,王大爷深居简出,不和任何人过话。王大娘却是闲不住的人,那时女人吸烟和打麻将的极少,王大娘经常是在烟雾缭绕里推了一圈又一圈。丽娟大姐和妹妹丫蛋带着聪明劲和利落劲。独生子王俨是我的同班同学。精明干练,豁达乐观。玩的东西无所不精,下象棋、打扑克、弹球、拍毛片等,都是胡同里的高手。有一次老师提议增选王俨为中队委,我投了反对票。却没有影响我俩人的关系,相互之间都有彼此佩服的空间。是资本家出身,把他耽误了。后来他在承德插队,自学英语过关。前几年王俨远走高飞到美国,在拉斯维加斯大赌场当高级管理人员。他秉承了父母的血统,并且发扬光大。王大娘现在已经八十六岁了,还在打麻将。
    王大娘的亲弟弟,我们都喊小老舅。个头不高,浓眉大眼,六十年代就在南京军区部队的足球队,踢右边锋。后来复员到河北青年二队当教练。是孩子们崇拜的人物。
    4号院的张大娘,是河东区小学的语文教师。戴付眼镜,文质彬彬,是胡同里唯一的知识分子。他的长子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,和陈景润一起搞数学研究。大姐张小明在水上公园工作,后来提拔到副园长。二姐张小慧,早早地分配到西安当老师。三姐张小萍,也叫张萍。是我十八岁时尝到初恋滋味的人物,给过我模糊的爱。
    弟弟张小青,天资聪明。小时侯就摆弄半导体,修理闹钟。我和小青无话不谈,停课闹革命在家时,我俩几乎天天在一起。他家里所有的聚会场合都有我。他后来到献县插队,七零年我利用外调机会专程看望他。生活条件相当艰苦,精神很是苦闷。我给他留下五元钱,道别时彼此热泪盈眶,难舍难分。少时的感情永远值得怀恋。
    4号院老韩家是山西人。韩大爷是会计,韩大娘在一个集体小厂里任车间主任。韩大娘回到家就领着六个孩子,拼命地砸卫生纸,然后包装,送货。装满一辆三轮车,也就挣几角钱。韩家里纸屑满地,尘土飞扬。尽管收入可怜,却维持了全家人的生活。家贫出孝子。大哥增祥后来自立公司,二哥吉祥担任了一家装饰公司的老板,大妹秀梅二十一岁,就当了国营纺织厂的团委书记。韩大娘现在八十四岁高龄了,记忆力不减,说话还是当年那样泼辣利落。前些日子,我请德源里健在的两位老人(韩大娘和王大娘)吃了一顿饭,各给五百元,以尽晚辈之心。
    1号院桑连城比我大五岁。父亲还乡,他独身住了一间二十平米的大房子。是胡同里享受自由空间最大的快乐王子。他参加工作很早,一人享用着三十多元的工资,也是胡同里人均消费最富有的。他饱览群书,但口头表达能力很差,我是他唯一的沟通伙伴。象“三侠五义”、“金瓶梅”、“儒林外史”等,我都是从他嘴里听到的。文革刚开始,因他父亲的历史问题,被造反组织扫地出门,不知去向。又搬来街道代表王桂花一家八口。胡同里最有自由空间的一家消失,整个胡同的人均住房面积均衡了。
    我家二楼的马家,是零距离的近邻。马元亨的父亲和我父亲是世交。他的妻子我们叫大嫂子。她贤惠娴静,精心地抚育三个男孩。我们这一层楼两家共六个男孩子。大嫂子当了一辈子临时工,八十年代还是我在街里托人给安排的。长子马俊杰因搞对象受刺激,三十多岁就不疾而终。次子俊严极为精明,曾在一家副食店当负责人,长达十几年。现在把大嫂子接去颐养天年。三子俊伟开出租车,过着不错的生活。
    在我下乡前几天,主动约大嫂子谈了一次话。感谢她对我们哥仨从小到大的关照,拜托她今后还要照顾我的父母。大嫂子慨然应允,并再三嘱咐我不要牵挂。这份真情永远藏在我的心底。
   
    文化大革命中停课闹革命,老三届的伙伴们无事可干,聚在一起的时光多了。我们都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,戴着一顶军帽。晚上聚在胡同门口,在路灯下打扑克“大跃进”,彻夜不眠。我和王俨、小青一拨,只要小青“拿贡”,我和王俨的后手配合的极好,十有八九就见“道”。仨人组队到海河边寻找高手,却是胜少败多地回来。
    白天经常踢足球,在大同道中国银行的后院里。小青只能把大门,吉祥和德立充当后卫,我和金水担当前锋。说来惭愧,我从小在新华路体育场踢球,又在一中操场踢了那么久,却不会带球过人,小短腿只会左冲右突,前后奔跑。唯一的收获,身体结实,一直到今天。
    回想起来德源里的童年和少年时期,朴实无华却印象深刻。胡同里尽是情趣。对我们优良品质的形成,功不可没。比现在的孩子们欢快多了,充实多了。
    我们懂事时,为家分忧。买粮、买菜、买煤、买柴,买古巴砂糖,买伊拉克蜜枣。哪里排队,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。我们长身体时赶上节粮度荒。父母们忧虑的眼神感染了我们。肚中无食,饥饿难忍,但都懂得谦让。挣工资的父亲单吃,弟妹们先吃,大一点的躲出去不吃。在妈妈的催促下,再和妈妈一起吃剩菜剩饭。我们曾结伴到市郊二号桥挖野菜,也曾在粮店里算计着偷点什么。那时的父母不象现在盼子成龙,盼女成凤,只要孩子能为家里分担点什么,那就是好孩子。
    那时的邻居确实是“远亲不如近邻”。文革前尽管阶级斗争风云密布,但还没有波及到胡同里的老百姓。机关干部和资本家,知识分子和缝鞋匠,劳动模范和纨绔子弟,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地里。与邻为友,与邻为善。谁家有病人,都跑前跑后。谁家有喜事,都奔走相告。生活苦点,但和平共处,其乐融融。这些对老三届这一代孩子,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

    那时就近上小学。同龄的邻居孩子,几乎都在一个小学里的一个班里。一个班里四十多个学生遍布在上学的路上。比如云芳里,福安里,福荫里,三德里的孩子们,基本每天早上都走在唐山道上。放学时排路队,用不着家长接送孩子,既没有必要也没有精力。
    唐山道上座落着新华路体育场。是得天独厚的体育世界。踢足球,打篮球,摔跤,举重,击剑,武术,棒球,应有尽有,丰富至极。体育场周边砌着一圈两米高的水泥墙,小学二年级我们就能翻墙而越,从来不走大门。足球和篮球场的看台都是木制的。我们就在看台底下跳跃翻腾,功夫都很扎实。我小学二年级在这里学会了骑自行车,踢球,简单的武术动作。但我更爱看,所有的体育知识和运动项目都是从这里启蒙和熏陶的。以至一辈子都没离开体育频道。可以说小学的业余生活都在新华路体育场。对培养我的情趣爱好和性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    我二年级戴上红领巾。那时表现突出,才能加入少年先锋队。我三年级当上了中队委,,五年级当选大队委,是文体委员。三年级以后我的学习成绩,一直名列全班前三名。语文和算术都是强项,几乎没费力气。学习吃力是初中二年级以后,什么代数,几何,化学,物理都费劲。但语文始终是优势。
    小学的同班同学印象不深了,惟有徐文织还印在脑子里。她是女生中的佼佼者,既爽快又文静,三年级是我班的中队主席。她应该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,气质和模样都吸引住我,以至五年级时我想入非非。有一次我撒谎,脱离我的路队,而加入她的路队,顺着河北路一直跟踪到她家门口。她消失在大门里,我还站立许久,感到莫名的激动和兴奋。德源里没有这样高雅的女孩。她和我分别考入最好的十六中和第一中学,是班主任薛老师最得意的两个孩子。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,我曾约她在胜利路墙子河边走了一个晚上,交谈热烈,内容广泛。随即我给她寄了一枚毛主席像章。被她的家长退回来,斥责我小资情调。她后来去内蒙古插队,至今查无音讯。
    河北路小学有几位令人敬重的老师,教语文的姜老师和卜老师,教体育的钱老师,教音乐的朱老师,大队辅导员小王老师。每当与河北路小学的毕业生谈起这些老师时,都充满感激之情。这些人是辛勤的园丁。数十年如一日地培育着祖国的花朵。我最不能忘怀的是班主任薛文英老师。她面色黝黑,俊俏,两只眼睛特别深沉。身材匀称,举动利落。尤其是黑板上的粉笔字,相当漂亮。她教的语文课,我特别爱听。可以说是她把我引上了文学之路。她曾给我四幅雷锋语录。姜老师写的毛笔字,薛老师画的彩色的花朵,至今我还保存着。是她把我送到一中名校。文革中她给我写过一封激励我的信,我也留存着。八十年代我曾看望过薛老师,再也没有联系。至今我还懊悔不已。真应该为薛老师作点什么,否则,抱憾终身。
    在小学的学校里,我们从读书的那天起,除了加减乘除运算和粗浅的历史、地理知识外,就都是英雄题材的教育。刘胡兰、董存瑞、黄继光、邱少云、罗盛教、刘文学、向秀丽都在课本里。也都活灵活现地印在心灵上,脑海中。英雄们都是为新中国献身。我们从小就爱英雄,爱新中国。爱看英雄的各种版本的小人书。到五六年级特别爱戴毛主席。那时的毛主席是慈祥的象征,后来是庄严的象征,再以后是神圣的象征。
    祖国的花朵一个主要支撑点是集体主义,现在又称群体意识。拾金不昧,助人为乐,敬老爱幼,爱惜公物,遵守公共秩序等闪光的字眼和观念,从小就在心里扎了根。六三年开始学习雷锋,进一步巩固了这些优良品质,加深了这些可贵的意识。那时确立的终身理想,就是做共产主义接班人。
    祖国的花朵一个主要行为特征,就是勤奋努力。那时无论什么家庭背景和生活条件,在小学校里都在一个起跑线上。没有贵贱之分,只有上进和落后之别。都知道勤奋学习,勤快做事。没有不喜欢勤快做事的孩子的父母,没有不喜爱勤奋学习的学生的老师。社会上最受欢迎的人,就是勤勉的人。现在的孩子自私,懒惰,懦弱,在那时绝对是不允许的。学期评语上有这三个词组,那就是不可救药。会遭到父母的严厉训斥。

   ——节选2006年版【戏风逗雪】
-2019年2月22日  正月十八


来源: 我在德源里长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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